红色记忆 | 习仲勋与革命根据地的文化建设

王晓荣孙坤明太阳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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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仲勋与革命根据地的文化建设

一、习仲勋文化建设思想的产生条件

　　（一）实践基础

　　从早年开始，习仲勋就积极参加革命斗争和文化建设的实践活动，注意对革命斗争中的文化因素进行总结与反思，这成为其文化建设思想形成的实践基础。

　　1926年，习仲勋在家乡陕西省富平县立诚学校读书期间参加了共产主义青年团，开始了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革命生涯。作为积极分子，习仲勋和同学们在严木三老师的带领下，深入农民群众开展多种形式的串连和宣传。他们号召农民行动起来，“抗粮抗捐，反对土豪劣绅，读书识字，学习文化，一时在当地引起强烈反响。” 在驱逐反动派麻振武势力的斗争中，习仲勋不仅积极参加街头演讲、刷写传单等活动，而且还通过参演活报剧《北伐》来宣传革命道理。1930年，在西北民军第一师第二支队开展兵运工作期间，习仲勋以公开身份作掩护，采取秘密开会、个别谈心，特别是通过发传单、贴标语等方式，启发士兵觉悟，鼓动其革命精神。这些以文化宣传为重要内容和革命手段的实践活动，使习仲勋得到了初步的革命锻炼。

　　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习仲勋对近代中国文化落后尤其是农村文化落后及其对革命发展的影响有着切身体会，特别是通过对多次革命活动成败经历的总结和反思，习仲勋认识到，部队在作战思路和战略决策上的失误往往与干部士兵的政治理论水平和文化素质有关，这促使他越来越认识到文化教育对革命发展的重要性。

　　（二）思想理论条件

　　习仲勋在很多革命者和领导人的启发下，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并用以指导革命实践。1920年代，陕西渭北地区成为马克思主义传播的中心之一，习仲勋就读的学校正是渭北地区的重要革命据点。在立诚学校共青团员严木三和渭阳中学共产党员方仲如等人引导下，他开始接触一些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观点，逐步形成了对革命理论的初步认识。

　　1928年，习仲勋因“三师毒案”被关入看守所期间，得到共产党员武廷俊的启发和帮助，并被吸收为中共正式党员。他通过学习进步理论和绝食、宣传等革命斗争，提高了思想认识；1933年2月，三原中心县委副书记赵伯平经常组织习仲勋等进行理论学习，以党中央下发的《古田会议决议》、《井冈山的斗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文件为重要资料，使习仲勋的政治觉悟和理论水平大大提高。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共产党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理论逐渐成熟，以及毛泽东等中央领导的长期关怀和勉励，都促使习仲勋坚持学习和钻研马克思主义理论，这成为其领导根据地文化建设的重要思想理论条件。

　　二、习仲勋领导根据地文化建设的重要成就

　　习仲勋领导的根据地文化建设，在教育、文艺、新闻等领域都取得了很大成就，丰富了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的实践，为推动根据地建设和争取革命胜利提供了重要保障。

　　（一）努力推动教育事业发展

　　教育是文化建设的基础工作，它关系到革命斗争和根据地建设人才的培养问题。西北地区的文化教育极为落后，在陕甘宁边区，只有部分城镇设有学校，农村几乎没有小学，不仅知识分子凤毛麟角，甚至识字者也很稀少。习仲勋为推动根据地教育事业的发展，在干部教育、国民教育和社会教育等方面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1.干部教育

　　干部教育关系到党、政、军干部工作队伍的建设，历来为党中央高度重视。抗战时期，毛泽东不仅强调干部对革命事业的重要性，而且提出，爱护干部的重要体现，就是给干部提供学习机会，使之在理论上和工作能力上得到提高，这实际上就是干部教育问题。在党中央亲切关怀下成长起来的习仲勋对此更是深有体会，他曾多次满怀感激地谈起中央和毛泽东等对他的培养和帮助，并将其化作发展干部教育事业的动力。

　　为提高军政干部的素质，陕甘边根据地创办了红军干部学校，培养了大批红军干部。特别是关中分区，针对干部文化程度、思想觉悟和政策水平比较低的情况，专门建立了干部学习教育制度，成立了干部教育指导委员会，使干部教育有了制度和组织保障。习仲勋和关中分委根据中央和陕甘宁边区教育厅的文件精神，对在职干部教育的内容、方法、组织方式、学期、经费、考试及奖惩制度等作了具体安排。其主要内容包括业务、文化、政治、理论、历史以及社会常识等，而以文化为主，主要形式有各种地方干部训练班和各类学校的干部教育班。仅陕北公学在新正县办学的一年间就办了54个队，培养了6000多名抗战干部，吸收了3000多人加入党组织。这些干部后来分赴全国各个抗日战场，为抗日战争和中国革命的胜利作出了贡献。

　　抗战胜利后，为适应新解放区的形势发展，习仲勋领导开展了一次普遍的学习运动，以提高干部理论水平，加强党对革命战争的领导。他指出，干部水平不适应革命发展的需要，必须加强学习；学习是全体干部的迫切需要，是领导工作的灵魂；“要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学习党的总路线、总政策及党的各项具体政策，也要学习文化。”学习不是为了钻书本，“而是为了解决具体问题，总结经验。” 这里强调的理论学习与解决实际问题相结合方针，具有极强的针对性。在《加强新解放区新老干部的团结和学习》的报告中，习仲勋又从新老干部团结的角度，分析了开展全体干部大规模学习运动的必要性，提出把实际工作中的学习与马列主义和中国革命经验的书本学习相结合的举措，既可以提高老干部，培养新干部，又有利于增强干部之间的团结，有助于干部教育的深入发展。

　　2.学校教育

　　根据地学校教育的落后，除了观念落后的原因外，也面临着诸多实际困难。由于村庄狭小而又分散，人口少山地多，不利于集中办校；而分散落后的生产方式又造成劳动力过度消费，使学龄儿童也缺乏学习时间。这种情况显然不适应根据地发展的需要。

　　习仲勋十分重视学校教育。在南梁苏区时期，他领导实行的十大政策中，就有专门的文化教育政策，其内容主要是兴办学校，面向农村青少年开展文化普及教育。他和文化委员长蔡子伟等发动群众在荔园堡创办了列宁小学。在关中分区时期，习仲勋等克服种种困难，使完小和初小达到140所（后合并为117所），学生有3343名之多。

　　随着小学教育的发展，急需建立一所中等学校。习仲勋和关中分委在陕甘宁边区教育厅的支持下，于1939年10月创立了陕甘宁边区第二师范，习仲勋兼任首任校长。在国民党顽固派加强挑衅和摩擦的恶劣环境下，习仲勋带领二师白手起家，艰苦办学。学校有不少时间是游居在山村群众的窑洞里，有时在旷野、林间以至行军途中仍坚持上课。师生们自制教具，自编自选教材。经过努力，培养出了数以千计的人才，分布在各条战线上。

　　关于新解放区的学校教育，考虑到政府在财力、物力和人力方面的困难，习仲勋认为，新区学校不应另行办起，以免拖延搁置，造成群众不满。他要求对新区的旧式学校采取保护政策，在初解放时一律维持现状。在重点办好几处学校后，再逐步改造。在接管城市过程中，习仲勋强调，“对旧统治阶级的文化教育组织制度，必须加以适当的改组，使之适合于人民的需要。但在接管初期，先禁止其属于反动的课程教材，撤换其中反动特务分子，而对这些文化教育机关则必须保护。” 他还提出了对待公立学校和私立学校的不同政策：“公立学校，除有证据的反动特务分子应加撤换外，其教职员一律欢迎照旧供职，照发原薪。私立学校则查明其政治背景，如确系反动党派团体所办，可接收过来，其余学校均令其依法向人民政府登记，遵守法令，继续开办，其教职员也依上述办法处理。反共反人民的课程应禁止讲授，一般课程暂仍可用旧教材，其中反共反人民部分则须删去。” 这些政策既有利于迅速荡涤旧式学校教育的反动性，又有利于减轻战争对宝贵教育资源的破坏，维护了广大群众和大部分教职工的利益，同时也有利于团结和争取各种社会力量发展新区学校教育。

　　3.社会教育

　　边区是一块文化教育的荒地，不仅体现在学校教育方面，而与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和战斗密切相关的社会教育则更为落后，正如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所指出的，“社会教育简直是绝无仅有的事”。

　　习仲勋通过多种途径领导根据地开展社会教育，以提高干部群众的思想觉悟和文化水平。比如在陕甘边根据地，曾组织翻印过一些中央苏区的书刊供干部群众学习。广泛开展移风易俗活动，劝诫赌博鸦片，反对买卖婚姻，用新思想新文化教育影响群众破除迷信；而在陕甘宁边区的关中分区，则主要是在冬季农闲时间组织农民开办冬学。经过扎实细致的调查研究，习仲勋撰写了《开展冬学运动应掌握的方针》一文，提出贯彻“民办公助”的方针，和群众的冬季生产相结合，改变旧的教学方法，学用一致，与群众日常活动密切联系，注意团结文教干部，培养教员，抓住重点等要求。这些对于调动广大教职员工和人民群众的教学积极性，推动民众学文化、长见识起到了积极作用。习仲勋还特别要求妇女工作干部把组织妇女生产劳动与学习文化相结合，“提倡妇女识字，宣传初步科学知识，破除迷信，提高文化。” 在边区社会教育的具体实践中，习仲勋通过举办扫盲班、识字班等形式，特别是注意通过墙报、壁报、戏剧、读报、秧歌、唱歌、说书等丰富多彩的民间文娱形式开展社会教育，深受老百姓的欢迎，也取得了显著成效。

　　（二）繁荣各种文艺事业

　　文艺事业作为文化工作的一部分，在革命工作中占有重要地位。抗战初期，由于经济社会落后以及地域偏僻等原因，边区文艺事业的发展困难重重。传统的秧歌、戏曲、皮影、社火等群众文艺形式面临失传的危险。在习仲勋的领导和支持下，关中分区各县区都成立了秧歌队、社火队等群众文艺组织，开展文艺宣传活动，一度闻名于陕甘宁边区。新宁县南仓村群众的文艺创作热情十分高涨，农民刘志仁编创了许多反映新生活的优秀秧歌剧本，并且组织群众演出。1940年前后他编创的《新开荒》、《新小放牛》等很多剧目深受群众欢迎，1944年在边区文教英雄大会上获特等艺术奖，被誉为“新秧歌运动的旗帜”，受到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中央领导的接见。

　　习仲勋注意到，群众文化生活需要有正式文艺团体来推动，在他的积极支持下，关中剧团于1939年秋在关中分委驻地马家堡成立，习仲勋在成立大会上讲话说：“目前处于抗日战争最困难的时期，我们关中分区是抗日总指挥部所在地延安的南大门。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有一支坚强的文艺队伍，向人民群众宣传我们党的主张和方针政策，用文艺这一特有的形式来宣传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瓦解敌人、消灭敌人。” 在国民党封锁和摩擦猖狂的1940年秋，习仲勋又领导组建了关警剧团，加大抗日和反封锁的宣传。1942年，关中剧团、关警剧团与中共陕西省委领导的七月剧团合并，在马兰镇成立关中八一剧团。1942年冬，八一剧团在延安的成功演出，得到中央领导的高度评价，中央办公厅还给剧团赠幕题字，这在边区尚属首例，极大地鼓舞了剧团全体同志。

　　习仲勋调任绥德地委书记后，对绥德文工团的组建和发展予以热情关心。他以原绥德民众剧社为基础，借鉴鲁迅艺术文工团的经验，于1944年组建成立了绥德文工团。习仲勋不仅指派干部加强思想政治工作，而且专门请来鲁艺的专业文艺工作者进行业务指导，还在经费十分困难的情况下，批准为文工团购置了道具、剧装等。在习仲勋的关怀和支持下，绥德文工团紧密配合党的中心工作，坚持为群众服务的方向，深入生活，创作出了许多优秀节目，深受群众喜爱，为革命文艺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三）高度重视新闻工作

　　新闻工作是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习仲勋一贯重视新闻工作。早在南梁根据地时期，他就领导创办了《西北红旗》作为革命委员会机关报，还出版了特委机关刊物《布尔什维克的生活》。1940年，习仲勋领导创办的中共关中分委机关报《关中报》，刊登国内外重要新闻，反映关中分区的革命和建设情况，文章短小精悍，语言通俗易懂，受到基层干部和群众的欢迎。到1945年，《关中报》共出版382期，发行32.1万份，在1944年10月召开的陕甘宁边区文教大会上被誉为边区地方报纸的模范。

　　习仲勋注意到，新闻工作对于引导干部群众学习、扩大统一战线和巩固革命成果具有重要意义，必须高度重视和谨慎处理。习仲勋在1946年提出的陕甘宁边区任务中，就包括有加强对报纸工作领导的内容。在庆贺《边区群众报》六周年的贺信中，他充分肯定该报对于边区人民的组织指导作用，认为“《边区群众报》是指导工作的工具，也是指导干部学习的工具”，“是很好的一个学校” ，因为干部群众通过报纸可以识文断字，更可以了解党的政策和国内外大事。在接管城市过程中，他要求对报纸、刊物、通讯社、广播电台、出版事业分别处理；属于反动政府的，一律查封接收；属于民主党派和民主团体的，则要保护，令其向人民政府依法登记；属于私人经营的，要以反动的、进步的和中间性的几种情况分别处理。所有报刊均需登记审查。他还指出：“最主要的还是办好我们自己的报纸、通讯社。我们要在入城前就准备好人员和入城后几天的稿件，一进城即可在一两天或两三天发稿出报和广播。” 由此可见，习仲勋对新闻工作的宣传、动员功能是十分重视的。

　　此外，习仲勋还特别重视新闻工作的监督作用。1946年在主持西北局记者招待会时，他强调了改变各级领导干部的作风问题，提出要加强监督，特别是要发挥报纸新闻监督的作用。他说：党报的任务，就是发扬优良的工作作风与批评坏的工作作风。过去党报对于工作中的缺点的批评似乎不够。希望党报在这方面多加注意，对领导干部的缺点提出严正的善意的和实事求是的批评。必须纠正某些干部只愿听说好话，不愿听批评的偏向。这一观点对今天的新闻工作和党建工作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启示意义。

　　三、习仲勋领导根据地文化建设的特点

　　习仲勋将根据地文化建设的内容和目标与革命战争实际和人民群众需求相结合，使其探索文化建设的思想和实践具有大众性、务实性以及尊重文化建设规律等特点。

　　（一）坚持文化建设的大众性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文化是人民大众的文化，必须依靠大众并为大众服务。习仲勋在领导根据地的文化建设时，一直坚持这一原则和方向。陕甘宁边区第二师范创建时正处于战时困难环境，习仲勋指示说：“学校要依靠群众，依靠地方党支部和乡政府，要和驻地群众保持密切联系，这是学校安全的重要保证。” 不仅学校安全要靠群众，学校生产困难的解决也通过习仲勋建议的“变工互助”得以解决。同时，学校教育要“适合于人民的需要”，培养的人才要为群众生产生活服务。习仲勋曾自豪地说：“二师培养出数以千计的人才，分布在党、政、军和财、建、教、新闻、文艺、出版、医疗以及工、青、妇等各个方面、各条战线。” 社会教育是直接面向广大群众开展的文化建设活动，习仲勋在谈社会教育中的冬学运动时，要求坚决贯彻“民办公助”方针，在内容和方式上采取灵活政策，以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他还要求新闻报纸必须面对群众服务群众，并赞许出满百期的《边区群众报》“对边区人民尽了最大的组织和指导作用”，真是“群众公认的好报纸”。这些都充分体现了根据地文化建设的大众性特点。

　　（二）注重调查研究

　　习仲勋强调，调查研究是掌握实际情况、作出科学决断的基础。在领导根据地的文化建设中，他以高度负责的精神深入基层群众，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集中干部群众的智慧和愿望，制定文化教育政策，从而保障了文化建设活动的有效开展。我们从南梁苏区实行的十大政策，可以看出习仲勋等领导者对苏区社会实际情况的深刻了解和精细掌握。这十大政策涉及土地、财经、粮食、军事、民团、土匪、肃反、知识分子、白军俘虏、文化教育以及各种社会政策等等，内容十分周密完整。后来在关中分区之所以考虑建立陕甘宁边区第二师范，也是习仲勋等认真调查分析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后决定的。关中分区是陕甘宁边区的“南大门”，相对比较富饶，但文化教育却十分落后。在党中央支持下，关中分区的教育曾一度有所发展，但鲁迅师范和陕北公学迁走以后，没有一所中等学校。习仲勋在二师筹办会上深情地说：“1938年，关中分区有鲁迅师范，还有陕北公学，对发展边区的文教事业有很大帮助。但这两个学校都搬走了，我们分区党政与群众是十分留恋他们的。今天成立一个地方性的师范学校，这对分区来说，是一项重大建设。” 显然，这样的认识和决策是调查研究的结果，也充分体现了根据地文化建设的务实性特点。

　　（三）保护知识分子

　　在艰苦残酷的革命战争时期，革命斗争和社会建设的各项事业都离不开知识分子，文化建设更是如此。长期以来，由于对知识分子的误解，不少干部群众中存在着恐惧甚至排斥知识分子的情绪。习仲勋积极响应中共中央关于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号召，实行了种种尊重、爱护和培养知识分子的举措，为调动广大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发挥其专业才干为边区建设服务起了重要作用。

　　在反摩擦斗争中坚持办学的陕甘宁边区第二师范，时刻受到安全威胁。习仲勋对此十分关注，多次指示二师要跟当地党组织和群众、乡政府、自卫军保持密切联系，不断学习军事知识，也要提高自我防卫意识。当顽军来犯时，习仲勋果断指示校领导必须迁离，强调“今天二师的任务是保障学校一百多名师生的安全，还要准备接受分区被顽军侵占区小学教师，担负保存干部的任务。” 他还要求机关团体及领导同志都要宣传、爱护、支持二师。在绥德的整风审干运动中，习仲勋一方面向蒙冤同志包括文化领域的干部和知识分子赔礼道歉，为他们平反冤假错案，同时还特别关心知识分子的生活改善和思想进步。在谈到接管城市问题时，他肯定过去在接管城市时妥善对待知识分等工作的成就，指出可以“从青年知识分子选拔一批阶级成份好的及地下党的力量、积极分子等，来做保卫工作。” 这对于激励青年知识分子的进步和成长无疑是极为有利的。

　　（四）重视发挥传统文化的积极作用

　　近代中国是古代中国向现代中国转型的重要时期，如何对待脱胎于古代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一个无法回避的历史课题。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的习仲勋，尊重广大群众对传统文化的热爱，注重发挥传统文化优秀成果在文化建设中的积极作用。在冬学运动中，有人认为《三字经》等书是封建社会的启蒙课本，必须予以取缔。但习仲勋认为，“冬学课本，也应征求群众意见，愿意学什么就教什么。对于《千字文》、《百家姓》等书，如果群众要念，可以让群众去读。”他还提出，在组织群众学习文化知识的时候，可与传统的“闹秧歌”等民间活动“取得有机联系” ，以调动群众的学习积极性。这些观点表明，习仲勋对中国传统文化有着较为科学的认识。事实上，《百家姓》等书籍和闹秧歌等文艺形式，虽有不少封建内容，但也是传承中华文明的重要载体，凝结着古代中国人在自然、社会、历史、伦理、教育等方面的智慧和经验。习仲勋显然注意到了这一点。

　　在主持西北局工作时，习仲勋十分重视历史文物的保护，认为西北是中华民族发祥地，历代文物古迹甚多，党的组织和人民政权应负起保护文物遗产之责。早在西北野战军南下作战之时，习仲勋和林伯渠、贺龙就联合署名发出《保护各地文物古迹布告》，强调在我军到达新解放区时，应由军队政治机关训令部队切实遵守保护文物古迹的法令，其中特别贵重的应开具清单派人护送西北局宣传部统一保管。该布告还将文物分类，以保障命令的执行。后来，西北地区文物古迹损毁极少，对社会进步和文化传承起了重要作用。

　　（五）将文化建设与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相结合

　　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是中国革命的三个基本问题。习仲勋初步探索了革命根据地的文化建设与三者之间的关系，而在文化建设与统战工作的结合方面尤为突出。

　　首先，习仲勋主张以文化建设为手段，推进统一战线工作。抗战期间，习仲勋非常注重少数民族的统战工作，他不仅倡导宗教信仰自由，尊重各民族的文化传统和风俗，还通过发展少数民族教育、培养少数民族干部等措施，帮助他们发展生产，提高革命觉悟，引导他们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比如在新正县回汉民族杂居区，通过开展回民教育、培养回族干部等，增进汉族和少数民族的互信合作，加强了统战工作。1938年11月，他指示新正县拨款修缮了龙嘴子清真寺，这一尊重回族文化传统的措施“赢得了全体回民的拥护” 。1940年3月，关中回民抗日救国分会在新正县成立，习仲勋到会高度评价了回族群众为抗日救亡作出的贡献，他还特意请关中剧团为其演出以示祝贺。演出获得巨大成功，“连一些长期受封建思想和宗教信仰束缚的回族妇女，也翻山越岭前来看戏。”

　　其次，习仲勋强调加强统战工作，促进各阶层团结，为文化建设服务。1948年，习仲勋在谈到新解放区的学校教育政策时，批评了“一切从头办起”的错误倾向，要求积极开展统战工作，聚合各种力量创造条件办学校。他强调要保护新区学校，不许破坏，“教职员除其中职业特务外，均应一律争取仍旧供职……不应多增加公费生，但也不要减低教职员薪金，尽量维持过去标准。”还提出在校学生“大部分还是农民子弟，改造好了就是将来的后备干部” ，改造时要注意方式方法。这样的统战工作，既避免了学校的动荡，有利于团结旧式学校的教职员，保护其教育成果，又为新学校开展文化教育提供了师资人员基础。

　　武装斗争是中国革命的特点和优点之一，文化建设与武装斗争的关系必须得到妥善处理。在革命战争时期，没有武装斗争的开展，文化建设就会缺乏必要的保障条件，而脱离文化建设的武装斗争，则难以取得胜利。习仲勋很明显意识到了这一点。在群众的社会教育活动中，习仲勋提出，组织群众的冬学运动应该和冬季训练等工作相结合，使冬学运动更有内容，帮助群众学到更多更有用的实际知识。在当时落后的生活条件和严峻的斗争环境下，人民群众怎样才能掌握更多的武装斗争知识和技能，是一个必须解决的现实问题。习仲勋将群众的冬学运动与武装训练相结合，使群众在冬学运动中既可提高对武装斗争的认识水平，又能增强武装斗争的技能，确实是文化建设与武装斗争结合的成功尝试。

　　习仲勋还注意将文化建设与党的建设相结合。由于党的阶级成分的复杂性和成长环境的恶劣性，党面临着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等方面的严峻挑战。习仲勋认识到，应对这些挑战的一项重要举措就是开展学习运动，他提倡认真读书，反复钻研文件，多思考问题，勇于改正错误，不断提高自己。他号召领导干部“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迅速克服党内思想上的经验主义倾向和组织上的无纪律、无政府倾向，达到全党的政策与纪律的完全统一” 。党的建设是革命胜利的根本保证，习仲勋将党的思想文化建设作为加强党建的重要举措，有利于加强党对革命战争的领导。

　　文化建设是近代中国革命过程中必须面对的重要历史课题。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今天，我们仍然需要就如何继承文化遗产、建设新文化这一课题作出时代性的解答。作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建者和陕甘宁边区关中分区的主要领导人，习仲勋在领导根据地文化建设中所进行的思考和探索以及取得的重要成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文化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推动根据地建设和争取革命胜利提供了重要保障，同时对今天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也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

（作者单位：陕西师范大学政治经济学院）